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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1904—1994），浙江杭州人。油画家，开启敦煌艺术研究的先驱者。1923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10年。1943年到敦煌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次年任所长。195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9年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1982年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长期从事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和弘扬工作，参加早期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及新疆各石窟的考察工作。在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中，率领同仁艰苦奋斗数十年，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第二天，父亲一早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左右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祖先的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能体现先进水平。后来他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在巴黎，父亲获得公费留学的名额，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1932年，他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和纺织图案系毕业，油画《G夫人像》获得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此后又以油画《浴后梳妆》《浴女》获得第一名，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著名新现实主义大师劳朗斯。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展，获银质奖；1934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被法国里昂国立美术馆收藏。

　　那时，父亲已在法国取得桂冠，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完全可以确保全家人在法国过上舒适而优渥的生活。自从目睹东方石窟里的艺术瑰宝，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回中国，去敦煌。1936年，在父亲准备离开巴黎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来电，邀其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艺专继续教书。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偷运出国。国民舆论沸沸扬扬，由此，敦煌石窟历次遭受劫掠和破坏的话题也被关注。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好，不能让这些都被毁掉。带着这份信念，父亲坚定地扎根敦煌，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风沙潇潇。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苦战两个春秋，清除近10万立方米的流沙，打造出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开创了敦煌石窟的保护工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等工作都在紧张进行。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他们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着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弯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看懂画中内容，父亲开始研读经文，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他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距离最近的村舍都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离群索居的孤独感和隔绝感却是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牛车送他进城医治，要走6个小时。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后来，年轻人医好了病，辞职回了家。但那种恐惧一直在偷偷滋长着，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会得什么病，大家也许都逃不出葬无所归的命运。

　　我的父亲与母亲是典型的工作夫妻，我后来看了他们的通信，关于私人感情的内容特别少，大段都是谈工作。我在敦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早晨往往被父母亲在家里讨论工作的讲话声“叫醒”，他们自称是一对“敦煌痴人”。母亲后来常说，她是父亲的学生、秘书、下级、保姆和护士。母亲到敦煌不久，父亲就安排她临摹61窟最大的五台山图。我记得幼时去石窟找妈妈，她在天顶露出头来。母亲临摹了300多平方米的壁画，成为当时研究所临摹壁画最多的画家。

　　1948年，为筹备敦煌艺术品展览，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194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父亲毫不犹豫地把画分别藏在上海、杭州亲戚家，自己立即返回敦煌。因为此前，在重庆办展期间，郭沫若、董必武都到场支持，他对和新中国满怀希望。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母亲称父亲是“杭铁头”，个性倔强，认准的事一定要做到底。

　　《百年巨匠》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连续两年入选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纪录中国”传播工程，是国家广电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项目、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纪录片、“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和纪录片重点项目（2018），还是中央电视台重大主题主线宣传暨重点选题项目，也是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华艺文基金会、北京市政府文化创新发展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基金的资助项目。已获得32项纪录片大奖。